琵琶且拢弹新曲 高调依然在五凉——武威市开展五凉文化挖掘、传承、弘扬工作综述

　　三、兴学重教

五凉文化博物馆序厅。

武威天梯山石窟。

　　当北方普遍出现“学业沉陨”时，前凉政权的奠基者张轨将兴教立学作为治理凉州的头等大事，开启了五凉时期河西地区重视文教之风。

　　张轨在治理凉州时，兴立学校，设置崇文祭酒一职，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在恢复学校教育制度后，张轨又不遗余力地网罗、延聘人才。这样的文化教育政策与察举征辟相结合，既鼓励了士人，又提倡了尚学风气，凉州文化逐步繁荣。同时，张轨也获得了“著德遐域”“西河著德”等美称，受到中原和凉州各界人士的尊崇。在张骏当政时，他“始置百官，官号皆拟天朝”，于339年设立国子学，“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将学校和教育进行了全面升级。另外，张骏也遵照儒家治国之礼，在都城姑臧“立辟雍、明堂以行礼”。

　　自前凉张轨实施儒学教育，并奠定其基础始，南凉、西凉、北凉也各按其国情和政治需求，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南凉的秃发利鹿孤注意延耆老、访政治，实行文治，依“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的王道成规，从安抚民心、选拔人才、振兴教育等方面入手，治理国家。

　　西凉李暠亲身率导，敦励学风，“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曾“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并创作《槐树赋》《大酒容赋》《述志赋》等诗赋数十篇。他不仅下令建造“靖恭之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鼓励臣民忠孝贞烈，还下令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

　　北凉的崇学之风更甚，沮渠蒙逊专门兴建游林堂，常常率群臣“谈论经传”，并“图列古圣贤之像”。在北魏灭北凉之后，大批的儒学之士都进入中原，为儒家文化在中原大地的复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凉儒学的兴起也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完善，为五凉执政者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人才，在帮助各政权实施文治的同时，由于崇儒重教，也促进了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的兴盛。河西地区不仅有官学，大儒们还私人传授弟子。前凉后期民间私人传授之风颇为盛行。陈寅恪说：“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大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事业。”重视儒家教育、儒学风气转盛的结果必然是地域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文化的繁荣。

　　四、文化光芒

　　五凉时期，儒释道三种思想在河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交汇，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儒学尤其受到官方与民间的重视。

　　五凉时期的儒学，还保留了东汉以来的一些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谶纬之学在河西儒学中还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从《晋书·隐逸传》等的记载可以看到两晋时期，“凉州学者仍如其先辈多治神仙谶纬之学、礼制典章之学、阴阳律历之学等汉学。”

　　五凉有名的儒家学者大多还受到玄学的影响。前凉末主张天锡也是在玄学方面有素养的人物，《世说新语·言语篇》记录他与东晋名流王坦之对答如流，俨然为《老》《庄》《易》“三玄”的行家里手。西凉李暠治国思想前期以儒学为主，后来逐渐重视玄学思想。刘昞注《周易》《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中《周易》为“三玄”之一，《文物志》为品鉴人物才行的玄学著作，《黄石公三略》为道家兵书。由于刘昞在玄学方面的这些撰述，后来沮渠蒙逊称他为“玄虚先生”。

　　五凉时期，佛教已在河西传播。前凉、北凉等国君都极为推崇佛教，在姑臧开辟了佛经的译场。儒学、玄学、佛学在这里相互交融与影响。

　　在这种兼容并包的学风下，五凉政权的儒士们著述十分丰富。在《晋书》《十六国春秋》以及其他典籍中，记载有索袭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宋纤《论语注》、郭瑀《春秋墨说》、祁嘉《二九神经》、阴澹《魏纪》、张谘《凉记》、索晖《凉书》、索绥《凉国春秋》、刘庆《凉记》、段龟龙《凉记》、张资《凉记》等，另外还有一些没有留下著者姓名的作品。

　　五凉的儒学不仅在凉州一地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且还东传至刘宋、北魏，影响到后来儒学的发展。北凉的儒学典籍在正史记载中第一次东传至南方王朝，是在刘宋元嘉十四年，沮渠牧键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州志》等共一百五十四卷，包括经学、史学、地理、文字学、天文、历法、算学等各个方面。河西政权这样大规模地向南方政权进献图书的事例，在北方十六国时代乃至其后的北朝时期都是绝无仅有的，这可以说是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东传。

　　五凉时期，凉州本土学者也是灿若群星，特别是各大“河西著姓”。他们不仅是政治上的中坚，也是文化学术界的英才。如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刘昞、阚骃、赵柔、索敞、阴仲达等，都对弘扬河西儒学有重要贡献。《魏书·儒林传》中写道：“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

　　北魏灭北凉后，凉州文化随着大批的儒家名士到了北魏，是河西儒学第二次大规模东传，推进了北魏拓跋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进程，对后来中原文化的复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隋唐大一统时期，河西文化成为隋唐文化制度的重要一源。这便是陈寅恪先生指出的：“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一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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