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文学】红堡子的老师

【校园文学】

红堡子的老师

　　潘进福

　　我的数学马老师，现在他已经从会宁红堡子中学退休。红堡子距离我们通渭县有200多公里，师范毕业后，我去过红堡子三次。记得有一次当我走进红堡子中学大门时，正是课间，老远就看见他被几个学生围着，是一个老师喊了一声：“马老师，有人找你！”这个熟悉的身影就急匆匆地朝着我走过来。我看到我的老师两鬓白发，还如当年给我们讲数学时一样，虽然已经50多岁的人了，仍带着两个班。因为我的老师，我牢牢地记下了红堡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天，父亲从我们附近的水泥厂拿来了一卷牛皮纸，有的还沾着水泥渍，他兴冲冲地说，用这些纸订个本子很结实。确实，这些牛皮纸很耐用，正面反面都能演算。可是父亲再没找来过牛皮纸，只好买5分钱一张的粗麻纸。

　　有一天，我被马老师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一家人住在学校的两间白杨木盖的房子里，房子里的墙上糊着报纸，桌子上整齐地放着《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被子叠得很整齐，床上摆得很整洁。这是乡村中学典型的办公室兼卧室。当时他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里是很富有的。马老师拿出了两本《儿童文学》递给我说：“课余了看看这些书，这里面有很多的好故事，对你有好处的，特别是让你懂得怎样在困难中前行……”接着马老师从他的书桌下面拿出一沓批过的卷子交给我，说：“不要嫌弃，这些用来演算数学都是好草稿纸。”当时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甚至不知怎样走出马老师的办公室！后来回想，马老师是看见我演算的纸是粗麻纸，就给了我那沓用过的卷子，我一个困难人家的孩子得到了他的关爱，他的心是这样的细！这是我多年之后，还刻骨铭心的。

　　在他的宿舍门前，有一个用水泥做的方桌。那个秋天的校园很灿烂，金黄的白杨树叶铺满了小径，我们踏在这绵软软的地毯上，大声地朗读着陶铸先生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和茅盾先生的散文《白杨礼赞》。校园静静的，只有我们在这里大声朗读着……等到我们放学了，师母把这些树叶扫了，堆放在他们的宿舍后面，因为那时候在用树叶烧土炕。那个黄昏，我归还了他借给我的书，接着他又给我借了两本。我在煤油灯下看完了这些书，我读出了一个人在生命困顿时的力量，看到了沙漠上不倒的红柳，看到了悬崖上伸出嫩枝的小花，想起那些在暴风雨中昂头挺胸的鸟儿，一种在孤寂中练就的生存本能，在激荡着我的血液，让我明白什么是力量中的良知。后来我走上为人之师的路，或许就源于他，我的老师！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

　　马老师很庄重、很严肃，我很少见他在众人面前笑过。正因为此，我们学生很少接近他。有一个下午放学后，我正往校门口走，忽然听见马老师的叫声，我回过头，以为听错了，东张西望。“过来，过来，我正叫你呢！”马老师说。我心里很害怕，以为自己犯了错，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你看，你的头发这么长，不理一下吗？”马老师笑呵呵地问。“我的头发是我父亲每个月用剃头刀剃的！父亲忙，等再过几天就剃。”我说。“来来来，我今天给你用推子推了。”马老师说着，已经从他的宿舍里拿出了推子，一个手还提着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就把他宿舍门上的门帘子取下来，围在我的脖子上……

　　那年的5月，麦子还没熟，正是我们那里唱社戏的时候，而我们三乡的考生到义岗中学参加中师的预选考试。社戏一场连着一场，我们坐在考场里都能听见不远处的锣鼓声。我们考试不像现在是印刷试卷，而是在黑板上抄写的。是监考老师被传来的锣鼓声干扰了还是其他的原因，把“求两个不等的实数根”写成了“求两个相等的实数根”。我们下来对答案时才发现了，马老师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教育局，最后就按我们抄写的来对答案。这是我们的大事啊！

　　两天的考试结束了。我们村子的社戏唱得正浓，阴山地的豌豆花开得恣意，阳坡地的豌豆角长得胖乎乎的，父亲摘了满满的一笼，让我送给马老师……

　　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据说我们学校在县上考得很有名气！

　　九月的一天，雨下得路面到处水汪汪的，我听说马老师调到了他的老家，到会宁红堡子中学任教。红堡子在会宁县的最北端，与靖远县相连，黄河水已经引到了那里。马老师曾来信说，学校还给他家分了一个果园，他邀请我假期到他的果园来，他说他种的早熟梨很大、很甜，吃不完就送给老乡们，日子很快乐。我知道这是真话，这样的人不但自己活得快乐，就连周围的人也被感染得乐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