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中县园子岔乡小岔村——记录西北抗日义勇军悲壮往事

榆中县园子岔乡小岔村——

记录西北抗日义勇军悲壮往事

小岔村今貌

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遗址

　　盛夏时节，艳阳高照！走进榆中北部山区园子岔，漫山的百合花竞相绽放。小岔村是园子岔乡百合产业的核心区，这里的百姓勤劳勇敢。和榆中北山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小岔村农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致富门道：全村534户，2390人，青壮年劳力1254人，除了上学当兵，村里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外出打工的。小岔村的村民平时除了在地里忙自己的事情外，闲了基本上都就近在村里的百合企业里打工去了。算下来，一年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在外打工。也就是这个近年来以百合为主产业的村，在88年前发生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西北抗日义勇军在这个村的几眼窑洞成立！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却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

　　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偏僻的榆中北山园子岔乡小岔村成立是有诸多因素的，究其缘由，大因素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形势迅速发展的实际；具体因素与靖远兵暴，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建立，两次水泉堡战斗是密不可分的。

　　1932年冬，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了。吴鸿宾为特委书记，常黎夫任秘书长，李慕愚负责宣传，马豫章负责组织，孙作宾为军委书记。王儒林由银川到兰州后，住在新文石印馆和孙作宾见了面。孙作宾告诉王儒林：“党决定建立西北抗日义勇军，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同日寇和汉奸败类作斗争。为了顺利而有效地开展工作，重要的是先组织武装。这需要搞一个合法的名义，党正在进行这一活动。”第二天，吴鸿宾和孙作宾一起来新文石印馆见到了王儒林。

　　后来应康雨农(“菜根香”老板，和王儒林是同学)邀请，就住到他家。他一见面就说：“王儒林在靖远干得对(指搞工农红军打游击一事)，我赞成。”康雨农的父亲康陶然曾当过武威、临夏、靖远等县县长，后来到兰州经营酱菜生意。1928年，其父携眷回川，留康雨农在兰看守家业。由于王儒林住在他家，特委的同志们也经常来，总要谈些革命道理和时事形势，对康雨农的思想影响很大。甘肃绥靖公署主任邓宝珊的秘书葛霁云(天水人，是甘肃较早的共产党员)，与邓宝珊相处甚深，特委请他向邓宝珊给王儒林一个职务以便进行活动。绥署参谋长续范亭、团长杜汉三、甘肃清乡督办邢肇棠也都向邓宝珊说了话，邓宝珊答应给王儒林“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职务，招集旧部，等人马集齐再给编制。自此，王儒林以“招募专员”的名义去靖远，召集在靖远、银川、海原、榆中、古浪一带隐蔽的原工农红军游击队员，举起了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开展革命活动。

　　1933年1月，正值春节，王儒林同李慕愚、吕振华、史悟亭、吴焕然、刘宝元、吕明成等十多人到了靖远。到靖远北湾时，正赶上正月十五闹社火，群众送社火到招募处，表示欢迎。

　　随后，古浪王丕荣(现名王克宽)带着四五十人来了，还有10多匹马。他表示，薛宝山、杨得胜(藏族，永登西大滩人，外号杨西番，杨番子)跟着就来。先前工农红军游击队在水泉堡时，薛宝山、王丕荣、杨兴旺等七八十人就曾去水泉堡参加游击队，可是走至吴家川，遭到王云山营的堵截，没能过河跟游击队会合。不久，人马过百，王儒林等人要求绥署发给养，回文说给养由该员自筹。当时义勇军觉得不发给养还便于活动，于是转移到靖远、榆中交界的园子岔。接着，薛宝山、杨得胜、张子明及雒成瑞等所带人马也都到齐。

　　1933年3月中旬，西北抗日义勇军正式在园子岔成立。李慕愚向全体人员讲了话，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国民党反动派持不抵抗主义，节节撤退，东三省人民妻离子散，惨不可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恨。东北早已有了抗日义勇军，我们也要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跟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抗日……大家欢呼赞成，当即贴了盖有“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是请篆刻家陈鼎先生所刻)的布告，公之于众。

　　王儒林担任义勇军总指挥，政委李慕愚，副总指挥薛宝山，参谋长张子明，参谋有刘宝元、郝新亚、史悟亭等，副官长雒成瑞，副官有乔侠波、朱星垣等。义勇军编了一个大队，由杨得胜任大队长，下辖第一中队，队长吕振华，队副吕明成；第二中队，队长孙绍堂，队副常焕章；第三中队，队长王丕荣，队副宋占奎。每个中队有两个或一个分队。另有一个侦察小分队，武振华为队长。杨培成、李文华(字子彬)则在北湾、糜子滩、三角城、下河一带动员青年参加义勇军。

　　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后，薛宝山即赴兰州联系人员并活动武器弹药，李慕愚则到兰州向特委汇报。特委决定让军委书记孙作宾与李慕愚同去靖远，对义勇军进行视察指导。两人行至北湾，被民团扣留。民团团长李瑞如，早在孙作宾任王子元部参谋主任时即相识，适遇驻靖远的李贵清部派人到北湾催粮，不得不假意将孙、李二人捆绑，待催粮人员一走，就立刻松绑放行，并表示愿与义勇军交往。

　　孙作宾抵达后，义勇军研究了在军队的建党问题。为了扩大力量，将一个大队改编为两个大队:一个是骑兵大队，杨得胜任大队长，一个是步兵大队，由吕振华任大队长，下辖的分队也相应增编。遂派出薛宝山去活动枪支、人员，郝新亚到兰州联络搞兵暴。

　　雒成瑞由于没有当上大队长，就拉走十几个人到北湾西面的太安堡。后听说他又想归队，王儒林即带了四名战士，当面劝说。正巧北湾小学校长李端如派人送信，说李贵清派乔维三打你们来了，队伍已到北湾，正在喂马、休息。雒成瑞自顾不暇，王儒林一行5人立即离开太安堡，向四龙方向奔驰。敌骑兵40余人随后紧追，跑了近二十里到鹁鸽堂，王儒林等人弃马上山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敌人有伤亡，见攻山难以得逞，就牵走王儒林等人的马作为战利品撤走了。过了几天，贺晋年同志也带着兰州水北门兵暴出来的人到了后长川，跟义勇军会合了。部队添了人和枪，就到红沙岘休整。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及水北门兵暴，影响极大。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十分惊慌，立即将情况电告蒋介石。蒋立即命令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及西北军阀限期围剿消灭义勇军。

　　这一来，宁夏出动了第三十五师一O五旅冶成章的骑兵，青海出动了驻河西的马二虎黑马队，兰州方面出动了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部袁福昌骑兵团和绥署张绍武的骑兵连、驻靖远的乔维三营，从四面向义勇军所在地逼近。

　　义勇军转移到红沙岘，原计划经洮、岷到陇南一带活动(因孙作宾联系的柴宗孔的人马在那里)，扩大力量。但敌人行动很快，在红沙岘布下了包围圈，越缩越小。

　　4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兰州袁福昌团逼近义勇军驻地。王儒林率十余人在前山抵抗，其余主力由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等同志率领据后山。由早到午，战斗非常激烈。前山人伤弹尽，敌人复由左翼攻上山，王儒林和同志们从右翼退下，又被山沟里的敌人堵住，无法突围被俘。后山因敌强我弱，节节后退，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孙绍堂、乔侠波、史悟亭、郝新亚等30余人在战斗中被俘，其余被冲散。

　　战斗失利后，贺晋年、吕明成率60余人向东北突围，路上又遇冶成章旅骑兵，吕明成枪法很准，双手使枪，打死不少冶成章旅骑兵。敌集中火力射击，吕明成二次受伤落马，敌人误认为吕明成是王儒林总指挥(当时骑着王儒林的马)，当即被杀害，并将首级带回一条山示众。贺晋年等七八人被俘，其余数十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王丕荣、宋占奎等率领的100余人，在红沙岘失利后，退到一个大涝坝处据守。这时薛宝山、杨得胜率领的100多人也同时到达，共200余人。敌军马二虎的黑马队追上来了，他们就据坑抵抗。由于人多枪少，弹绝以后，除少数人脱险外，其余都壮烈牺牲。王丕荣被敌人打落下马，敌人以为他死了，拿走了他的枪和马。实际王丕荣未死，后被群众救出。

　　张子明汇集了近百人，东退十五里至一个小山沟里，因见同志们在涝坝牺牲惨重，他十分气愤，决定连夜反攻，解救被俘同志。但又遭到黑马队冲击，与之激战，大半人伤亡，率30人退至东山沟。夜间，在路上又遇冶成章旅骑兵，又有伤亡，最后只有张子明、马子杰、朱星垣、毛世英等很少一些人脱险。

　　西北抗日义勇军经过近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后，在兰州附近的皋兰武川红砂岘进行休整。下旬，国民党“三省联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了红砂岘。数十倍于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国民党军队向西北抗日义勇军阵地轮番进攻，敌军部队潮水般涌入山巅沟壑，使战斗异常激烈残酷。陷于绝境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将士，浴血鏖战了一整天，拼弯了刺刀，砸断了枪托，打尽了最后一颗子弹。在强大敌人的残酷镇压下，西北抗日义勇军伤亡惨重，近300名官兵献出了生命。

　　红沙岘血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牺牲是极其惨重的，但烈士们英勇献身的高贵品质，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兰州革命故事》中记述了步兵大队大队长贺晋年等被俘后的情景。“国民党军队用绳子把他们绑起来拴在马尾上，到晚上怕贺晋年他们逃走，又把他们装进口袋，锁在房子里，早晨再把他们从口袋里放出来，再拴到马尾上。”但是，顽强的贺晋年他们还是趁敌人疲惫疏忽之际机智脱险，后辗转到了陕北。

　　红沙岘血战之后，王儒林、孙作宾、李慕愚等被俘的35名官兵被敌袁福昌团押解前往兰州。当押解队行至皋兰长川时，因为天色已晚，便住宿下来。是夜，在义勇军指战员的掩护下，王儒林等顺利脱险，其余被押解到兰州。之后，中共甘宁青军委书记孙作宾、义勇军政委李慕愚由中共甘宁青特委通过多方营救获释，崔仰亭、吕振华、史悟亭等营救未果，被敌人杀害。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杨贵智 特约记者 周学海

　　（特别鸣谢榆中县委党史办、中共榆中县园子岔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