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发现石窟里的精彩中国

　　为什么是甘肃？

　　中国最早的石窟群究竟在哪里？凉州造像模式又是如何影响了全国石窟的建造？

　　当我们开始前期调研时，学界和纪录片同行们无不赞许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好选题。正如著名学者冯骥才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单纯就佛教艺术本身来讲，敦煌的价值无可估量，是最大的宝库，是中国绘画登峰造极的历史实证。特别是它里边包含的内涵和信息，还有大量我们未知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破解它，去研究它，去认知它。

　　甘肃是中国石窟分布最密集的省份。现存石窟205处，拥有5万多平方米壁画和2万多身塑像，石窟数量居全国第一。中国四大石窟，甘肃占了一半。中国古代十大佛像，甘肃也据半壁江山。一座座千年石窟，像佛陀洒落的一串串宝珠，点缀在丝绸之路黄金带上，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朝代序列最完整的石窟艺术走廊。尤其是中国内地最早的石窟造像模式——“凉州模式”，直接影响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开窟造像，成为佛教艺术走进中原的急先锋。

　　为什么是甘肃？这是观众好奇的追问，也是本片所要寻访和回答的问题。

　　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全线8000多公里。其中，甘肃境内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是一段黄金大通道，它夹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石窟走廊。沿着这条走廊，佛教石窟艺术走进了中国。

　　佛教东传初始，正是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汉张骞是第一个出发的探险家，他率先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最重要的地理单元：河西走廊。甘肃段成为往返长安和西域、印度的必经之路，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其间穿梭往来的，不止是商人和丝绸，还有思想和信仰。佛陀就这样在甘肃步步生莲，留下了一座座石窟古寺。

　　除了地理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有人文的驱动力。河西石窟建造的高峰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恰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处于西北地区的时期。彼时，虽然中原动荡，而河西走廊却是除“衣冠南渡”之外的另一个乱世桃源。无数中原学人云集这个相对宁静的避风港，或开班讲学，弘扬文化精粹，或著书立说，延续华夏文脉。人文的开化和普及，使西来的佛教一踏入这片文化沃土，就立即生根开花。

　　在佛教中国化最彻底的隋唐时期，又遇大统一的盛世王朝，官方对佛教的大力推行，让甘肃石窟一路勃兴，元气淋漓。加之这条中西文明孔道开放的胸襟，世界文明和中原文明的每一次革新，都会在这里被吸收、被融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元以后随着这条孔道的封闭，格局开始狭隘，精神随之萎缩，文化也日渐衰落。这一沦陷折射在甘肃晚期洞窟衰败的气息里，以及明清对魏晋和隋唐雕塑壁画拙劣的修复印记中。这一比照和反思，是我参与创作本片最深的感触：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精神气象是何等重要！河西凉州石窟群张扬的勇猛精进，秦州东方微笑背后的超然洒脱，敦煌菩萨眼目中传递的慈悲大爱，“长安门户”古泾州石窟群凝聚的文化自信……每一段文化记忆的精神气象，最终取决于人的精神气象。所以，这部纪录片一直在努力寻找和挖掘人物，因为人就是故事，就是文化，就是历史。

　　这部纪录片的每一集都贯穿着两条人物线索：历史镜像中创造石窟的人，当代现实中保护研究弘扬石窟的人。历史人物有敦煌石窟开凿第一人乐僔、一代宗师鸠摩罗什、“凉州模式”的开创者沮渠蒙逊、云冈石窟创建者昙曜、在武山拉梢寺留下世界第一大摩崖浮雕的秦州刺史尉迟迥、在麦积山崖壁上永远诉说爱情悲剧的西魏皇后乙弗氏……时空随时转入当代，历史与现实交叉叙述中，一批甘肃石窟研究与保护的人物出场：放弃已在法国拥有的艺术成就和舒适生活，将一生奉献给莫高窟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的麦积山石窟掌灯人冯国瑞；足迹踏遍甘肃、新疆、中原石窟，提出“凉州模式”的中国考古泰斗宿白；敦煌女儿、改革先锋樊锦诗；靠绳索凌空攀爬到20多米高的炳灵寺169窟，探得中国石窟最早题记的岳邦湖、初世宾等甘肃老一代文物工作者；在天梯山石窟搬迁中坠入山崖牺牲的倪思贤；如今80多岁还在石窟里修复壁画雕塑的“大国工匠”李云鹤……

　　当李云鹤满怀深情地说：“你看那些塑像，那些壁画……它也是有生命的。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这么高水平的艺术工作者辛辛苦苦绘制出来的这么多的壁画、塑像，要是再破坏掉，我们对得起祖先们吗？”我想，每一位观众都会为之动容，他道出了每一位石窟保护者的心声。

　　这条伟大的走廊，安放着一座座神圣的佛龛，也安放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最长情的告白。

　　感恩与欢喜

　　这部纪录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集中呈现甘肃石窟艺术，明确其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三千里石窟长廊的集体亮相，是按地理文化单元划分？还是按艺术链接整合？总导演秦川最初的分集大纲选择了后者。2018年盛夏，当我们各分两集写完一汇总，发现问题来了：4集内容多处重复交叉。重新按地理文化单元，即凉州石窟群、敦煌石窟群、天水石窟群、陇东石窟群来分集。就这样，7万多字的初稿清零重写。因为15年来纪录片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哪一部片子都是在无休止的修修补补中完成的。

　　这种贯穿全程的修改是一场极其磨人的持久战，好在我们这个5人拍摄小团队有一个好班长——总导演秦川。承担撰稿、导演、摄像、剪辑、音乐等所有环节的他，也承担着各种修改和返工的活儿。因为按央视《探索·发现》的播出档，原来一集50分钟要删减到38分半。这等于一针一线绣好的新嫁衣再一针一线拆掉，然后一针一线绣好。

　　累归累，终归是欢喜的。这种全程的交织起伏很像2018年12月7日一天的经历。寒风刺骨，雪过脚腕，车子不能直接开进榆林窟，只能停在两公里外的雪地里。数百公斤的设备全靠肩扛手提。推开25窟，看到动人心魄的壁画，又惊遇77年前张大千的题记：“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想到那天也是大雪，张大千也站在这幅壁画前，这种因缘和合的妙有，令人感念万分。拍摄完毕已是傍晚，再一趟趟雪地往返搬设备，羽绒服套棉大衣还是冷，手指脚趾都快冻僵。可抬头一看天边积雪的大漠上，红彤彤的晚霞气象万千，犹如无数红衣少女挥动衣袂，我除了尖叫无以表达内心的畅意。接着是夜归途中，雪滑难行，只好停下来装防滑链。站在黑黝黝的大戈壁披着月光，我感觉这一天真像片子创作过程的浓缩版，也更像人一生的浓缩版——累着，苦着，欢喜着。

　　（作者为《中国石窟走廊》导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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