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东汉时期弃守凉州争议始末

【溯源甘肃】

东汉时期弃守凉州争议始末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王志强

　　自东汉立国到灭亡，分别在光武帝、安帝、灵帝时期，爆发了三次关于凉州弃守的论战。弃守双方异见横出，驳议不断，背后有着各自的理论依据和文化支撑。从当时朝廷关于凉州弃守双方的意见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凉州在汉代的政治地位，也有益于理解汉代的文化传统。

敦煌壁画上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1 光武十二年的弃守凉州论战

　　东汉年间第一次弃守凉州的讨论发生在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西汉末年，因王莽改革失败，汉王朝陷入了内斗之中，无暇顾及边城之事，羌人趁机占领了金城等地，“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面对日益强大的羌人，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东汉帝国选择息事宁人，不欲发起争战，准备放弃这些常年受到羌人袭扰的郡县，据《马援传》载：“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金城以西，即敦煌、酒泉、张掖、姑臧等地，因其距离帝国十分遥远，中央对其的管控力微弱，叛乱时有发生，故当时汉准备放弃这些地方，将重心放在巩固内郡的统治上。

　　西汉帝国初立时，面对割据自立的南越尉佗，汉高祖采用的策略就是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高祖放弃统一南越的缘由是“为中国劳苦”，战争对汉帝国的民生影响太大，不利于帝国生机的恢复。

　　汉元帝时期，珠崖郡叛乱不定，汉元帝召集群臣讨论，准备派遣大军，讨伐不臣。此时司马迁的外孙贾捐之站出来，写了一篇《弃珠崖议》的奏疏，汉元帝看完后，总结历代攻伐周边不服的原因是因为君王的私心作怪，“羞威不行”。而讨伐必然造成民不聊生，个人的荣辱与社稷的重担相较为轻，“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因此决定放弃珠崖，让其自治。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热烈讴歌贾捐之与汉元帝的弃崖珠之举，如匡衡说：“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扬雄曰：“朱崖之绝，捐之之力也。否则介鳞易我衣裳。”匡衡、扬雄等人认为虚耗中国的财力去维护珠崖的统治，是以“介鳞易我衣裳”，所以弃置珠崖是维护九州百姓利益之举，是走向天下太平之路。

　　汉成帝时，大臣杜钦继承贾捐之的态度，接连上了《说王凤处置夜郎等国》《说王凤绝罽宾》等文章，反复宣扬“宜罢郡，放弃其民”的观点，劝谏当时掌管朝政大权的大将军王凤，放弃对帝国周边的夜郎、罽宾等地的管理。

　　汉光武帝时，则发生了一次弃置西域的论战。当时的西域不堪匈奴的压迫，派遣使者前往洛阳觐见光武帝，希望光武帝能够将西域纳入保护范围。光武帝因为汉朝初立，国家实力没有恢复，不愿意去管周边之事，就拒绝了西域内属的要求，“建武中，（西域）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

　　面对犹豫不决的光武帝，时任陇西太守的马援上书力谏不可，理由有二：一是当地的城池高大，防御性较强，且经济生态较好，足以自给，不需要朝廷资助，“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历代的边境之地被放弃，一大原因就是因为边境的经济不行，需要中央政府持续性的供血资助。

　　因边境是不毛之地、无用之处而将其置之不理的观点渊源有自，李斯谏诤秦始皇征战匈奴时的理由便是“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韩安国也说匈奴是“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无论是开发西南夷，还是置郡苍海、朔方，公孙弘的态度都是始终如一地反对，“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在公孙弘的认知中，汉武帝新开辟的领土都是无用之地，其百姓都是无用之民，不值得中国消耗力量去开发、去征服。

　　这种见解贯穿于有汉一代。简言之，汉帝国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立国的政权组织，其秩序结构的核心是耕地与农民，边境之地的水土由于自然条件与生产因素的限制，不能被帝国吸纳作为耕田，而游牧之民随水草而居的生活状态，也难以令帝国进行有效地管理，因此才有不毛之地、无用之民的认知视野。

　　马援反对弃守凉州的第二个理由是倘若羌人占据这些放弃的地方，则会危害着朝廷的腹心之地，“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西晋江统的《徙戎论》极具远见之明地指出将游牧民族徙入内地，会造成不可预料的灾难，“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不久之后爆发的五胡之乱，即是《徙戎论》的注脚。整个东汉绵绵不休的羌乱，也跟羌人迁徙至内地有着直接的联系。

　　对于马援的建议，光武帝欣然接受，“帝然之”，选择固守金城及其以西之地。并且根据马援的意见，“设置长吏，修缮城郭，建筑坞侯，开凿水渠，劝民耕牧”，就这样，第一次弃守凉州之议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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