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风从敦煌来（下）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七）

　　纪录片《敦煌画派》一开场，张大千这位21世纪全世界公认的画家率先登场。秦川借大千之力，让观众一下子对敦煌有一种仰之弥高的印象。

纪录片《敦煌画派》剧照。

　　秦川或许是幸运的，常书鸿的“历史再现”拍摄过程就是明证。

　　他记得，他第一眼看见到巴黎机场接机的中国留学生王栋，就惊为天人，“长得特别像常书鸿。”秦川很快起了“小心思”，就邀请王栋做他的特型演员。

　　“啊，我没演过戏啊？”王栋一脸懵。

　　“没关系。”

　　“演谁啊？”

　　“常书鸿。”

　　“常书鸿？不认识啊。” 王栋还是一脸懵。

　　可秦川兴奋，“没关系，没关系”地解释着，心里偷着乐：这不是上天眷顾吗，原本还发愁这异国他乡的到哪去找“常书鸿”，这“常书鸿”就自己来了。

　　无巧不成书，大抵就是如此吧。秦川的镜头里，就有了几十年前的故事——

　　1935年秋的一天，漫步巴黎塞纳河畔的常书鸿，在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的一部名为《敦煌石窟》的画册。

　　这一眼，让已在巴黎颇负盛名的东方之子魂牵梦萦，急急忙忙赶往吉美博物馆，看了伯希和带来的敦煌唐代绢画真迹，坚定了放弃巴黎回国的决心，一路辗转，抵达敦煌，一头扑进“飞天”的怀抱。从此，再也不忍离弃，用一生守护，在敦煌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敦煌守护神”。

纪录片《敦煌画派》以情景再现的形式拍摄。

　　时隔8年，拍摄万庚育的一幕幕场景，犹在秦川眼前。

　　2013年5月10日那一天，当时已92岁高龄的敦煌美术家万庚育老人郑重地打开抽屉，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方丝帕，又小心翼翼地展开——徐悲鸿、廖静文、吴作人、李苦禅、董希文……，三四十年代 20多位美术大家的签名，竟密密麻麻汇集在这方小小的丝帕上。

　　作为徐悲鸿、常书鸿的弟子，万庚育并非寻常人，她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半个世纪都在敦煌，看惯了大漠长天，孤泉冷月，黄沙絮絮，却在漫天黄沙即将把数百个灿烂夺目的洞窟淹埋和毁灭之际，用满腔热血挽救敦煌，保护敦煌，研究敦煌。

　　万庚育喜结连理的日子，徐悲鸿带着师生前来祝贺，就用毛笔在这方丝帕上一一签下名字。自此，这方丝帕成了万庚育最珍贵的宝贝。文革时，又害怕，就拿水洗，竟洗不掉。

　　真是万幸啊，手绢皱皱巴巴了，可签名依然清晰。拍摄时，万庚育因脑梗，已基本失去语言能力，日常交流全靠子女翻译。可当导演安秋问她：“这一辈子，跑到敦煌，受了那么多苦，后悔不后悔？”时，老人突然说话了：“不……后……悔……”

　　“为啥？”

　　“艺术……艺术……艺术……”老人重复了好几遍，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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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都是凤毛麟角的美术科班生，如果不到敦煌，仅是以画画为生，也当锦衣玉食了。可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恋上敦煌，只觉得，敦煌让自己的生命之花如此灿烂；只觉得，爱敦煌还不够……

秦川（后排左）、安秋（后排右）在《敦煌画派》拍摄现场。

　　拍摄的时候，秦川总会被感动；剪片的时候，又会被再一次感动。可剪到第五集的时候，秦川崩溃了：连续十几天通宵，身体严重透支，再剪感觉都要出人命了，“要不就5集算了吧。”

　　可想想这些前辈，秦川又舍不得，又愧疚，咬牙继续。正巧要到敦煌开会，秦川就把设备带到敦煌，白天开会，晚上剪片，继续不眠不休。

　　会结束了，秦川说走了，其实没走。酒泉人打电话，就说在敦煌；敦煌人打电话，就说回酒泉了，只为专心剪片。带着朝圣般的心，第六集《朝圣敦煌》终于剪辑成片。

《敦煌画派》海报。

　　首映式现场，秦川心里有些忐忑：观众多是画家、艺术家，必然是专业又挑剔的；可又是安心的：他相信，三年的翔实调查和真实纪录，都会为自己“说话的”。

　　果然，敦煌画派理论体系描述到位、劲道；以形象化、故事化影像，表现抽象的、理性的敦煌画派理论，元气淋漓，又生动自然；那些真实感人的故事，更是令人热泪盈眶……

　　秦川拍了很多片子，但《敦煌画派》是他"拍得最难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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